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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有旧痕

　　师生们都记得，2011级高考成绩出来那晚，北川中学罕见地放了烟花。“有史以来第一次。”郑海洋说。

　　当晚，老师们带着同学出去吃夜宵喝酒，许多人哭了。郑海洋考得不好，但也去赴了宴。震前一位遇难同班同学的父亲是学校老师，在饭桌上拉着他互诉衷肠，对他说：“并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你经历了太多，承受了太多。”瞬间，郑海洋湿了眼眶。

　　全校前四名的学生都在郑海洋的班。那是2008年地震后的第四届高三，也是搬入新校区后的第一届。同为年级主任的唐高平说，2011级很难带，不仅有伤残学生，也有大量震后免中考就读的学生，不乏一些此前辍学者，生源质量没有门槛，基础薄弱。

　　但那一年的北川中学，还是以182人本科上线的成绩完成了绵阳教育局下达的113人的指标，“这标志着北川中学开始慢慢走上正轨”。此时，距校长刘亚春震后提出的“3年恢复、6年提升、9年跨越”的目标，正好过去3年。
          
　　（北川中学2008年初三某班学生毕业十周年聚会，来老县城祭拜逝者。同事摄。）

　　不过，对北川中学来说，后面的“提升”和“跨越”目标才最为困难。走上正轨，也意味着外界关注和支援渐渐散去，更多工作需要自食其力。而原本，这所中学在绵阳教育版图上并不显眼，甚至落后。

　　北川中学生源多来自县域内的山区，基础教育薄弱。家里有经济条件的，或成绩足够优秀的学生，大多会在中学时被送往绵阳求学，优质生源几乎留不住。刘亚春的儿子初中时原本成绩优异，可前往绵阳求学，但他考虑到自己校长儿子的身份，就留在北川中学支持父亲工作，与郑海洋为同班同学，最终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每年高中招生线，“不是平武倒数第一，就是我们倒数第一。”宋波说。学校震后最初发展艰难而缓慢，2012年之前本科上线人数都是100余人，到2015年也只有300余人。“一本”人数迟迟不能突破100人，而每个年级的人数已开始逼近1000人。教学成绩与投资2亿余元的硬件设施极不相符。“2亿元投资啊，北川一个县的财政收入才几亿。”唐高平感慨。

　　2013年4月，为了让新北川中学的硬件设施物尽其用，实现将北川中学办成名校的目标，绵阳市教育局开始推行绵阳中学与北川中学联合办学的模式。作为闻名全省的“超级中学”，绵阳中学派出17名骨干教师，赴北川中学开始首期的3年支教。北川中学当年开始内设“绵中班”，按照绵阳中学标准招生、教学、考核。这种市县联合办学的模式，同样也在其他学校推广。

　　北川中学效果最好。2016年，首届有“绵中班”参加的高考，北川中学本科上线873人，比2015年增长527人，重本上线274人，比2015年增长240人。北川中学开始出现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教学质量名列县级中学前列，有更多本地优秀生源愿意留下来。

　　唐高平坦承，给北川中学15年，可能也发展不到这种水平。他至今记得，援建企业怡海集团派北京的老师过来支教时，这些老师所用的是多媒体教学方式。在那之前，北川中学几乎没有老师会用PPT讲课，包括地震前拍下北川中学最后一张完整照片并上传到博客的唐高平，“主要是不会”。

　　宋波和北川中学一样，开始渐渐好起来。他说，时间起到了最大疗效。他重组了家庭，2010年与新任妻子在长虹培训中心相识，后结为夫妻，目前已育有一子。伤口愈合了，但伤痕还在。每次听到同事有孩子考上了“985高校”，抑或念到了名校的博士，他就会伤感地想：“要是儿子还在，也应该上大学了吧。”

　　他坦承，如今北川中学的重生离不开外界帮助。“不能做苦难的名校，这个出名不是真真正正的名校。”宋波说，学校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要他们自己想学。

　　为此，虽然如今教学质量在绵阳市县级中学里领先，但北川中学的高中招生线一直停留在400多分的全市倒数水平，对所有老师采用平均分，按学生水平进行分层教学，希望给基础薄弱的孩子更多机会。

　　高一年级语文老师蹇琴就是这样的孩子。她来自北川乡镇中学，是新校区第一届高一学生，2013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回母校做教师，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原本，她有机会留在成都，但最终决定回来。“恋家，也贪恋这里这么好的环境设施。”蹇琴指着教学楼旁边的一棵大树，那是当初他们新生报到时一起植下的小树苗，今已亭亭如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