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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后余生

　　所有的苦难都源自2008年5月12日。师生们都记得，教学楼垮下来的那几分钟，整个校园没有一点声音，安静得让人不寒而栗。

　　那场浩劫中，北川中学一栋教学楼完全垮塌，另一栋则由五层直接下陷成三层，另有初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受损。

　　“完全是蒙的，都傻了。”宋波在宿舍楼目睹了这一切。教学楼的垮塌让北川中学伤亡异常惨重：当高一年级异地复课时，原有整个年级10个班，最后只组成了3个班，震前每个班60人左右；高二也是10个班，有接近4个班人数的学生复课时没有回来。

　　宋波那时当班主任的高一（2）班有69个学生，遇难53人。幸存16人中，有部分学生残疾，郑海洋就是其中一位。这位被媒体命名为“夹缝男孩”的少年被埋22小时后获救，被送往异地接受双腿截肢手术，一年后才返校，留了一级。

　　即使是完整幸存下来的师生，很多也有直系亲属遇难，甚至成了孤儿。高二（2）班学生陈问奇的单亲母亲、宋波的妻儿，都未能幸免。宋波的儿子当时正在北川中学念初二，妻子在县教体局；而陈问奇，至今都未见过母亲的遗体。
           
　　（震后成为废墟的北川中学，有一千余名师生不幸遇难。同事摄于2009年）

　　震后一周，5月19日，北川中学扛着伤痛，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宣布508名高三学生首先复课。印有“四川省北川中学”的校牌，被特意从废墟里刨出，运送到70多公里外的现场。这块拭去了碎石与沙尘的校牌，让在场诸多师生抹泪。时任高中部负责人的物理老师唐高平说，那时很多学生连家里的情况都不知道，白天夜里经常看到、听到学生流泪哭泣，“状态非常差”。

　　高三年级相对高一、高二要幸运得多，他们在那栋垮为三层的教学楼的五楼，全年级无人伤亡。高三（3）班的申龙和班长带着班上20多个男生，在完全垮塌的教学楼救援20余人，又背出20余具遗体。翌日，申龙带着饥饿的全班同学，淋着大雨从北川一路外走，边走边问，“看看有哪里能收留我们”。沿途不停有石头滚落，马路上遍地都是飞石、被砸烂的车辆与遗体，申龙一行人只有沿着河谷艰难前行，后被好心农户用货车拉往绵阳。

　　虽然全年级无重大伤亡，但震后创伤在高三学生中十分明显。长虹培训中心位于铁路旁，原本有一座两层教学楼供师生教学使用，但某一日火车驶过，引发小小震动，在二楼上课的高三某班一名学生误以为又是地震，情急之下跑出教室从阳台跳下，双腿摔成粉碎性骨折。

　　“没人敢在里面上课，所有人都不敢进去。”高一（6）班的学生张鸣鸣回忆道。无奈之下，长虹公司决定为所有年级师生修建板房，以供上课和住宿。夏日的四川盆地，炎热潮湿又多雨，板房修建的过渡期里，师生都住在帐篷里，十几人一间。帐篷散热性差，盆地经常下雨，睡梦中的申龙有一次被雨水声吵醒，发现帐篷浸水严重，自己几乎睡在了水里。

　　简陋的条件，对比的是来自全国的关注和慰问，媒体、志愿者、捐赠者纷至沓来。第一次到绵阳的张鸣鸣不禁感慨：“哇，原来绵阳有这么多人！”

　　过多关注并不一定带来的是大爱，也有动机不明甚至不纯者。北川中学一度拒绝任何心理辅导团队的进入，主要是前期心理干预者均是发放一些莫名其妙的问卷，收起就走人，抑或是在尚未建立信任关系时就触及隐私创伤，使得北川中学的师生产生强烈反感。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创始人申荷永于5月19日到达北川中学，想要进校做心理咨询和干预工作。校长刘亚春起初表示拒绝，但就在二人交流时，现场发生了一件事：一位某心理干预团体的领队心理咨询师，与一位北川中学的初一学生谈话。

　　学生趴在地铺上，心理咨询师则高高地站在那里，问：“你家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吗？”孩子回答说：“妈妈不在了。”

　　这位心理咨询师说：“那你想妈妈吗？”孩子噙着泪水、低头不语。咨询师继续说：“那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孩子很听话，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给逝去的妈妈写信。咨询师不时催孩子快点，显得有些不耐烦。10分钟后，孩子写好了，咨询师拿起孩子的信，随手撕了下来，开着车就走了，留下孩子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们以为她是临时有事，会回来，但她没有。”申荷永和志愿者们气得流泪，他的爱人高岚上前进行了专业安抚，这一切也被刘亚春看在眼里。此后应他邀请，申荷永和高岚带着名为“心灵花园”的团队进驻。他们携带着沙盘游戏，同时给在校700多名师生做访谈。访谈内容多聚焦物质需求，在未建立起信任关系前，尽可能避免触及雷区，“至少先跟每个孩子打个照面”。

　　创伤不仅是学生的，也有老师的。刘亚春给“心灵花园”分配板房时，特意多留了一间给老师。他对申荷永说：“老师也会哭，不想让孩子们看见老师在哭。”刘亚春的妻儿同样在地震中遇难，申荷永至今记得，刘校长最无助的时候对他说过，“活着的人也不像活人了”。

　　为了忘却失去妻儿的痛楚，住板房期间，宋波一直试图使自己忙起来，忙教学，忙接待，“一坐下来，就会想他们”。各界经常来人探望，学生家长也经常来找——这其中包括一位宋波在废墟中救出来的高姓同学的父母。尽管宋波再三叮嘱司机将其送往医院，事后也多次找人打听，但高同学被拉出去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为此，他时常问自己，是否高同学当时已负内伤，在途中或医院去世后即被就近掩埋或火化了？

　　最艰难的时期是在当年暑假，外界关注渐渐退去，但北川中学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暑期一到，北川中学随即启动遇难学生家长的安抚工作，所有幸存老师都被要求到遇难学生家中进行安抚慰问。

　　北川中学的生源广布分散在大山之中，宋波走了不到10户人家，却是刻骨铭心。有家长对着宋波发泄大哭，质问垮塌的教学楼建筑质量问题，骂学校，骂校长，骂政府。教学楼并非校方所修，宋波不知如何回答，想到自己与妻儿阴阳两隔，唯有跟着家长一起淌泪，说些安慰话，发点慰问金。最后，他会给家长提几句给他们、也是给自己的建议：保重身体，若有条件早些再生孩子，“这样痛苦轻一点，也有一点寄托”。

　　整个安抚工作持续了半年。那时，千疮百孔的北川中学能给家长带去的唯一好消息，只有一纸承诺：遇难学生若有弟弟妹妹，以后就读北川中学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这可能是整个北川中学2008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宋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