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济南事件发生的次日，蒋就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如日军不悔悟，继续逞凶，则惟有出于一战，以保中华民族之正气云。” 5月9日，当获悉熊式辉、罗家伦二人与福田交涉情况的报告以后，他在日记中再次愤怒地表示，如果日军进逼扩充至三十里范围之外，为国家与人格计，“必出于死战之一途矣，断断不容再忍也”。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济南事件发生后的十来天里，北伐军“几乎每天都有局部的、断续的抵抗,有时则是‘有组织的抵抗’，……有的是经他（蒋）本人斟酌后改而同意的,如党家庄阻击战；有的更是由他亲自安排下令的,如济南城守卫战”。至于他在5月10日兖州会议上所决定的对日“不抵抗”方针，“不过是属于从名实关系之间产生而泛化出来的‘后话说前事’现象而已”。“‘不抵抗’在当时并非恶名”。
 
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对日“不抵抗”的都大有人在。如《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与《民国日报》等几大报纸，都一致主张对日镇静、忍耐，否则就会中其奸计，并力倡北伐优先、统一至上；同样，这种观点也是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
 
5月5日，为了决定济南事件的应对方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三位国民政府委员几乎一致认为，还未到与日方言战的最好时机，可密令各省秘密进行战备动员，但不可轻易开战；当前的优先任务，应是排除干扰，全力专心北伐，待实现国家统一目标之后，再行对外。会议最后通过了应对济南事件的六项决议，包括：“北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蒋总司令，仍积极进行北伐，关于日本军队在济南之暴举，另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交涉”等。可见，在当时，坚持北伐优先，而对日妥协、退让，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主张，而且也是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