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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冷汗后知后觉地顺着贝壳的脊骨流了下来，冰凉冰凉的，脑中仿佛有颗原子弹炸开，所有的东西都夷为平地。

 

这套房子是母亲买下来的，父亲没出钱。

 

贝锦飞在个清水衙门工作，属边缘化的单位，虽然旱涝保收但工资不高，至今不过七千。

 

贝家能有存款，能生活得还行，能经得起老妈生病的折腾，全靠老妈能干，早年做服装生意存下了一些。

 

老妈死前，家里的余款剩八十多万，她一分为二，给丈夫贝锦飞留了三十多万，给女儿贝壳留了五十万。

 

而房子，也在妈妈死前更改了名字，变成了贝壳和父亲共同所有。

 

一直以来，贝壳对父亲的再婚，是持赞同态度的。

 

老妈查出肝癌晚期时，贝壳刚考上研究生半年，她立即中断学业，从南方回京陪母亲。

 

抗癌过程一年，漫长而辛苦，母亲去世时才69斤，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拖了许久才解脱。

 

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化疗放疗手术反复折磨，是没办法理解人在濒危时的脆弱的，这种脆弱，不止指病人，还有病人家属。

 

目睹过父亲无数次在深夜的痛哭和崩溃，贝壳对父亲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所以，对父亲半年不到就找了第二春，年中认识年底领证，贝壳难过却接受。

 

只是那个家，从后妈赵依琳把在老家读高中的女儿接过来后，就已经不再是贝壳熟悉的家了。

 

家里的女主人，已经从妈妈变成了另一个女人。

 

贝壳是个服装设计师，她也需要空间搞创作，于是，回北京前，她就托表哥给自己找了房子，不上门挤着，讨人嫌。

这些她都无所谓，只要老爸幸福开心就好，贝壳心想。

 

却不料，老爸在这里给她埋了个雷。

 

此时，房门轻响，她听到了父亲的大嗓门：“哟，贝壳来了？可够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