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百事网 公众对贾敬龙案件最大的关切，并非来自贾敬龙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该适用死刑。有关司法机关应积极行使释明权，通过对此案的释明，向公众明晰宣传中国的死刑政策。
 
最近，一个名义上的“将死之人”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对象。
 
故事发生在去年。河北石家庄长安区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贾敬龙精心装修的婚房，在婚礼前不到20天，被当地村委会“强行拆除”，他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寻机报仇。2015年，他用一把改装的射钉枪朝何建华后脑开枪，将其杀害。
 
贾敬龙案经过了一审二审，他都被判为死刑，而且目前他的死刑判决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死刑判决随时会被执行。
 
无论如何，哪怕涉及到强拆的因素，贾敬龙使用射钉枪，杀害村长，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这次讨论并不是关于贾敬龙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该适用死刑——这一刑法规定的极刑？他是否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标准？是否应该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被害人对于凶案的发生有没有明显过错？这是否体现在量刑过程中？
 
既然，公众对此案的死刑质疑那么大，我们希望最高法积极行使释明权，通过对此案的释明，向公众明晰宣传中国的死刑政策。
 
当地已明确表示，此案不属于“强拆”，但就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所说的，“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哪怕与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这种民事协议也不允许任何一方通过私力强制执行合同，人身强制尤其不能允许。“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涉嫌“违法强拆”的因素，有没有考虑在死刑量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