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婷

在方励导演历时8年拍摄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我来到济南一家电影院观看了它，当时整个空荡的播放厅里只有我一个人，纪录片详实、克制、沉痛的表达，让我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浓烈的怜悯、愤怒、感动、敬佩的情绪。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纪录片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说，里斯本丸沉没事件就像是一出充满戏剧性的三幕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也采用三幕剧的形式缓缓讲述，事件的起因是日军把英军战俘关押在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上，却没有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美军误以为这是日军的军用船，便发射鱼雷击中了它，日军只好弃船，却在撤离前用木条和帆布封死了关押战俘的船舱。英军战俘破舱出逃，却遭受日军的射杀。在危难之际，浙江舟山的渔民划着舢板船在水中捞起了384个英军战俘，但仍有828位战俘在此次事件中死亡。

方励在舟山海域对里斯本丸的声呐定位

为了弄清里斯本丸沉没的来龙去脉，方励导演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带领制作团队辗转世界多地，采访了二战时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的涉事四方，包括幸存的英国战俘及其家人，里斯本丸号船长经田茂的后代和日本历史学家，按下鱼雷导弹发射键的美国鲈鱼号机械师的后代，救人的中国渔民和他们的子女。

方励（右）与曾经参加营救的中国渔民林阿根（中）

战时人们所谴责的、所怜悯的、所感激的、所抱憾的，都在历史中慢慢沉淀，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把早已无人问津的史实从历史之海里打捞出来，让里斯本丸号的故事重新面世，给当事人家属以些许慰藉，也给世人一个铭记这段历史的锚点。导演在访谈中提到，影片八成篇幅讲的都是人的命运、家庭的破碎、两代人的分离、悲欢离合的故事。宏大的战争扬起的硝烟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时，我们看到的只有疼痛，就像利剑穿喉。

方励采访里斯本丸号幸存者威廉·贝宁菲尔德

在讲述鱼雷轰炸里斯本丸号时，一边是里斯本丸号事件的亲历者威廉·班尼菲尔德的讲述，一边是美军作战记录上的记载，把温热的和冰冷的证据放在一起形成交叉互证时，历史以震耳欲聋的方式出现在大银幕上，就像美军的鱼雷划过里斯本丸号时英国战俘耳旁的轰鸣。这部纪录片没有偏袒或赞美任何一方，没有擅自揣测、解读和证实什么，只是不断找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史实、经历和意见，用里斯本丸战俘的影像、当事人遗孤的口述、各种遗物和信件等具有说服力的人证、物证，填满整整两个小时。

方励采访里斯本丸号幸存者丹尼斯·莫利

在记录真实的历史事件之外，《里斯本丸沉没》的价值还在于记录战争留给人们的创伤流经时间长河后最终呈现的状态。在战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难以名状的折磨悉数到来，是避讳的每一个圣诞节，是死者家属缺失的亲情，是幸存者一生的潮湿，多年来的黑夜孤寂，白昼如焚，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懂得蚀骨的哀痛怎样销蚀着他的灵魂。战争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纪录片既讲述宏大事件，又在讲述具体的人，战火中的人们有各自的命运，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死去的人已然死去，活着的人也不再真正活着。

方励在英国采访亲历者后人

在里斯本丸的历史行将消逝的尾巴上，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沉船的过程和影响，更站在当下，去观察当事人的后代对历史和战争的不同态度，英国战俘的遗孤哭诉父辈的惨痛遭遇，美国大兵的后代感到自豪与同情，日本船长的后代小心翼翼地为父辈开脱，中国渔民的后代平静地讲述。

中国渔民林阿根与英国亲历者后人

在常规的历史记载范式之外，方励导演开拓出更加生动、丰富的历史书写方法。这部纪录片以对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现场访谈为主，使用电视台的报道资料、私人信件、官方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的图片、影像资料，合理地配合旁白、配乐、环境音、当事人生前录音等声音资料，形成沉浸式的光影和声音体验，以饱满的情感浓度再现史实带给人们的冲击。纪录片的创新之处在于用模拟动画再现了沉船的始末，快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插画式的人物群像既带来历史穿透力，又将观众的注意力牢牢抓取。

为了给拍摄筹资，方励导演卖掉了房子，在他身上，能看到一种“吾若不拍，无人能拍”的使命感，还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的追逐感，这都令人肃然起敬。但这部纪录片本身不是导演的目的和出发点，它只是承载抢救性记录得到的丰富素材的一种手段。

在我一个人看完电影、一个人走出影院时，我开始担心它的票房，果然，上映一周后，这部纪录片的票房刚刚超过500万元，远低于投入成本，我开始为此感到惋惜。影片9月初上映，既没有抢占到最佳放映时机，题材导致的小众化受众定位又缩窄了它的观影市场，加上后期宣传力度不足、营销策略缺少创新，就更难引起大众的关注。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