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
 
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30年以后，阅历丰富的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很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30年岁月烟尘之后，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
 
我 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 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进去。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属于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如果没写这封信，后悔是一定的。
 
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这最后一个40人的考场相对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77级。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个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他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